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明煮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明煮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姓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的郑朗察觉出来，但还没有系统的想，有的还没有想到。

　　吕夷简便想到这个以事论事。

　　“父亲大人，你是说虽以人论事，但最好偏向于以事论事？”

　　“著儿，你终于想明白哪，老父便是这个意思。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老夫忽然想到郑朗所说的法度，法便是框架，是面，度是在面里的调节，是点，但这个点不是绝对不动的。”

　　吕公著听了有些头晕，吕夷简又说道：“以事论事与以人论事比法度更复杂，以事论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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