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盖的，后来用于存放一些私人物件，直到宋真宗死后，才有了一丝神圣的味道。于是官职由它来命名，但权限与职务很小，小得没法看，天章阁待制说白了，就是皇帝侍从，跟班的。

　　范仲淹下放前就是右司谏，又有治水大功，官职不升反降，只成了一个小小的待制。该死的，我不盯你，你也要盯我。不过也好，做人就要这样，恩怨需要痛快一些。

　　带着这样的心理，范仲淹一路风尘朴朴的从苏州往京城赶。

　　就是一个小小的范仲淹，让吕夷简忙得一片鸡飞狗跳，吸取上次范仲淹大闹午门的经验，吕夷简先将台臣官员换了一批，其中还塞有自己的亲信进去。

　　又提拨自己一批亲信进入各个部门。

　　说他做得对，也不对，做宰相就要有一颗公平的心，只要你品行端正，何必怕人说闲话？但真是如此？郑朗品行不端正？为何一次又一次，有人说他是未来的奸雄？

　　因此说他不对，也对，想做事，没有一批亲信在下面支持，根本做不成功，光是掣肘，就能将一件件实事耽搁了。况且王曾，况且范仲淹。

　　想要这些人跟自己转，要不要给他们升官。为什么太平州官吏跟着郑朗转，正是因为政绩！性质差不多。

　　可他越提拨亲信，范仲淹越恨。

　　范仲淹越恨，吕夷简为自保，为顺利办事，越提拨亲信，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这件事向着一个无法预测的方向发展。

　　两派在斗着心思，倒也快活了两个人。赵祯看透了，为求平安，下诏修乐修书，士大夫们一起举手赞成。这才是朝廷应当做的，文人们的天堂到了，被赵祯指挥着团团转，不累不苦，不怨不叫，皇帝在做正事。

　　至于赵祯不再每天视朝，不关心救灾，不关心难民，不去整治军队与土地，根本没有大臣去管去问。

　　那是百姓是民，俺们是人是士大夫，民应当由人来统领来支配，不能与人平起平坐。在这种消积的态度下，国家实际耕地面积达到近七亿亩，真宗时统计上来的数字是五亿多亩，只是几年，到了户部耕地面积只有两亿来亩，三分之二被隐匿了。

　　但大臣们高兴，赵祯换来了短暂的平安。

　　郑朗也快活，因为朝堂之争，朝堂修书，他在太平州折腾，不会有多少人盯着他。一旦被这些人盯上，很可怕的。

　　吕夷简收到这些知州的奏报，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法都有，有人说百姓传言是神迹。吕夷简很无语，什么神迹，郑家子除了孔孟，什么神也不信，但太平州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朝廷派王昭明过去，写了一份奏折，这份奏折写得很“老实”，连东西两府的几位相公皆认为有理，至少在江东圩事上，它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过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汛期看圩堤安全如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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