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农业对于排水设施的修建还是相当上心的，因此并没有完全绝收。

　　倒是铁岭地区，从年初开始的雪灾、春旱，再加上7、8月间的大水，几乎造成了60-70%耕地的绝收，而铁岭正是辽宁的粮食产区之一，可以说这一地区今年正是走了背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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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作为一个后世来的南方人，吴川第一时间就想起了一句话，“大水之后必有大疫”。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对水灾受淹区进行防疫宣传和采取消毒措施，铁岭今年还将迎来第四场灾害。

　　在对抗外部压力的同时，内部再出现瘟疫流行，那么革命委员会就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于是吴川不得不暂时缓和了其他方面的矛盾，把抗灾防疫作为了当前革命委员会对内的头等大事。

　　不过在这个时候，前两年投入建设的自来水供应系统、道路基础建设和工业建设，终于开始发挥出了初步的威力。虽然自来水还没能通入到乡下，但是通过运输车辆，人、畜饮用水至少可以基本保证；而公路系统又让车辆能够快速的把各种物资送往各受灾地区，从而避免人口大量外逃，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最后各种工厂的连续运转，也保证了抗灾防疫物资不虞短缺。

　　也正是通过了这一个多月来的抗灾防疫组织，深刻的教训了那些党内外反对工业优先的人。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工业体系作为保障，想要通过优先发展农业让老百姓吃饱饭，只是一个不现实的美梦。

　　吴川过去三年里反复强调的工业化的重要性，还不及这一次抗灾防疫的组织给这些人的教育来的深刻，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而随着天气终于开始转晴，抗灾防疫形势的好转，第二个棘手问题就开始占据了吴川的视野，就是如何应对日本因为欧洲大战爆发而激发出来的野心。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革命委员会因为要抗灾防疫和动员武装力量，因此对于山东问题和朝鲜问题，都是采取了以舆论攻势为主的反击手段，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了督促北京政府反对日本扩张野心的工作上。

　　革命委员会的反应给了日本、俄国一种错觉，认为在协约国体系的压力下，革命委员会终究还是畏缩了。虽然革命委员会在延吉、通化、凤城、瓦房店、大石桥等地增加了兵力，但是却并没有发起战争的意图，这显然更像是一种防御姿态。

　　日本于是进一步抓紧了围剿北朝鲜地区反抗军的行动，并甩开了革命委员会向北京政府要求划出山东中立区，以供日军通过和德军交战。不过日军倒是没敢往大连、旅顺运兵，即便是骄狂的陆军也反对在朝鲜驻屯军消灭北朝鲜反抗军之前和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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