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会攻青岛，试图避免青岛为日人所占。
但一向和袁世凯交好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此时却劝说他，“贵国并无实力，此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待到欧战结束，我国必将站在贵国一边，在和会上向日本提出山东问题。另外还请总统约束山东革命委员会，他们现在所进行的反英反日宣传，有破坏中英邦交之嫌疑。”
虽然朱尔典也竭力为袁世凯这位老朋友努力了一次，他向日本政府建议，在日英两国共同向中国政府发出的照会中要写进“保证归还胶州湾”的内容。只是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予以拒绝：“现在不能做出归还付出很大牺牲而取得的胶州湾，即令归还，日本也须附有条件，例如延长关东州租借地期限，恢复日本在满蒙的权益等，恐将成为主要条件。”
于此同时，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就中国参战问题约见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时明白表示：“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惟若中国自生内乱不能自平时，日英为保持东亚和平，亦愿相助平乱，但并无从中图利之意。”
袁世凯试图通过参战保全山东的计划也破产了。眼看着日本步步紧逼，即将登陆山东，袁世凯也知道一旦让日本军队就这么登陆山东作战，则北京政府的名誉也就彻底完蛋了。
8月28日晚上，北京大总统府内灯火通明，袁世凯召集了北洋集团的各首脑人物在居仁堂内再次讨论如何应对山东问题。
袁世凯在今日白天让外交部长孙宝琦去见了日本公使日置益做最后之努力，但是孙宝崎回来后向他汇报，日置益不仅不肯做出任何在战后归还胶澳的实质性承诺，还对北京政府就日本出兵一事的抗议嗤之以鼻。
即便孙宝琦表示这是基于中国作为中立国在形式上的抗议，以应对德国公使对于北京之抗议，日置益也傲慢的表示，北京政府为了德国的一纸空文向日本发出抗议，实在是有碍两国之邦交。
听完了孙宝琦带回来的消息，袁世凯知道日本出兵已经成为了定局，但是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居然推不掉这个责任。因为他揽权过甚，在今年五月不仅用政事堂取代了内阁，还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架空了陆军部，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的后果就是，一旦日军登陆山东，国民之怨恨就全部推倒了他的头上。
甚至都不要等到日军登陆山东，就这一个月内社会舆论对于北京办理外交的进退失据就已经是批评声不断了。特别是8月9日曹汝霖向日本政府发电，声称只要日本政府把孙中山一干革命党驱逐出日本，则北京政府可以同意日军出兵青岛。
曹汝霖这封电报被公开后，顿时惹来了一片骂声，不止是前国民党人大为不满，即便是原本中立的知识精英们也把曹汝霖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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