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官的难缠也是有所耳闻的，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外交官的气势更是扶摇直上，连俄国人都有些不大放在眼中了。虽然日本人这种小人得志的作态导致了欧洲外交界的反感，但是在外交目的上日本人却大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因此陆徵祥来到哈尔滨时，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苦战了，但是等到他开始和日本进行谈判时，才发觉其实自己并没什么可做的。日本方面只愿意谈满洲和朝鲜问题，而革命委员会则列出了一张清单给他，向他表示谈判时怎么谈都行，但是这份清单一字都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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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办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令陆徵祥的英文秘书顾维钧相当的不满，认为这完全不是在办理外交而是把外交部当成了传话筒。
按照顾维钧的想法，所谓外交谈判就应当是在尊重国际条约体系下进行的条约变更，而不是这种毫无策略的最后通牒。如果中日双方的协议不属于现存国际条约体系的一部分，那么等到日本人恢复过来未必还肯承认这份协议，这不是平息双方争端而是引发下次争端的开始。
陆徵祥是极欣赏这位年轻气盛又熟悉国际法的助手的，他甚至已经开始盘算返回北京后就向总统提议，把顾维钧调来外交部当自己的专职秘书了。不过他虽然欣赏顾维钧的见解，却也没打算为此向革命委员会提出抗议。
在俄国呆久了的他除了认同用国际法处理外交之外，也从俄国人那里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大国是不受条约限制的。虽然列强在1871年的伦敦会议上声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
但这是列强用来约束他们之间签署的条约，而不是用来约束列强和弱小国家签订的条约的，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殖民地了。
因此在得到了这份革命委员会开出的清单之后，陆徵祥决定还是先谈一谈再说，等到双方都谈不下去了，他再以北京政府的名义提出可行的建议。虽然名义上这场谈判是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但陆徵祥却很摆的清自己的位置，这依旧是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的谈判，北京政府只是做一个中人罢了。
与其说是革命委员会需要中央政府的名义签署一份正式的协议，倒不如说是日本政府不想丢了自己的面子，向中国一个地方势力签署正式协议。而且在见证了革命委员会外交代表在谈判中咄咄逼人的态度，陆徵祥大致明白日本人为什么非要北京政府派出代表了。
只是陆徵祥并没有等到日本人和革命委员会谈不下去的机会，就在他们谈判的一整个月中，北朝鲜的义兵突然连续发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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