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再强悍，当面对曾会时，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皇权复兴、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两年的时间里，由曾会主导，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

　　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病死、气死、醉死，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总之算不得善终，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以人力岂能抗天意？

　　但他的抱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江陵知府冯端，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这场长江水灾，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以治下不严、预防不备、救灾不力，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谪迁剑南，任按察使。柴宗诲年纪不小，气性也大，入川之后，于奉节驿馆上奏，请求致仕，刘文济直接准辞，把他就地再降一级，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而吏治是最明显，最容易下手，但最不容易起实效的事情。但借着这次大水，刘文济直接对湖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自道司以下州府县镇各级衙门，长江上的，水师内的，贪污的，受贿的，救灾不力的，欺君害民的

　　一大波人，在事后被追责处置，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让荆湖北道上下，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

　　就是安东国那边，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都安分了许多，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混乱都减轻不少，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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