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由两浙道上调中枢，拜相，这固然是一种“回报”，同时，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这样的官衔，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通过这项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对“德育教化”的重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

　　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坊间有传闻说，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一时激愤，气死了

　　因此，对于帝国天下士子、广大僚吏来说，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举注定收获人心，为天下士林、僚吏、学子所拥戴。

　　于是，已经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宫，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烂尾的工程，荒废的人工湖体，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

　　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谁关心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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