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以肉刑这，似乎又是一件与人“常识”相背的情况。

　　刘文澎当然有气愤的理由，打造宝甲，花费的钱财没有一分一毫出自国库，都是內帑出资，都是他的私产，顶多从诸衙及民间征集了一些名家、匠师，一没劳黎庶，二没伤国财，大臣们凭什么干预？

　　还把《皇汉祖制》都搬出来了，他这个皇帝不要面子的吗？同时，这也是刘文澎必须反击，冒着舆论哗然，也要严厉惩治的原因。

　　毕竟，有其一就有其二，要是这次不把鲁宗道这等大臣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那之后，那些大臣岂不是可以有样学样，看他有什么不爽的地方，就高祭《祖制》来钳制他？

　　显然，鲁宗道是选错的时机，用错了办法。祖宗成法也不是万能的，更不能滥用，至少，在不涉及根本制度、不侵犯统治权贵们既得利益的时候，仅靠这一套是没用的，尤其对刘文澎这样的“血性”皇帝来说。

　　鲁宗道一个文臣，哪里受得了这等苦楚，被抬回家中时，几乎丢了半条命，家人是紧急寻医问药，方才把人救了过来。

　　而这件事，显然还有后续，都不等舆论发酵，皇帝刘文澎的后手来了，夺职、废为庶人、发配河西去养马，不给他养出一万匹河西大马，就永远别想还朝。

　　这显然有模仿世祖朝时，世祖罢宰相苏逢吉故事，但是多少人面对苏逢吉那样的境遇，能有那样的恒心、毅力，并且有那个时运，能够复来？以一个正常的眼光去看待，几乎可以宣告鲁宗道政治生涯的终结了。

　　而“惊殿事件”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只鲁宗道被流贬这么简单，物伤其类，至少如鲁宗道这般注重气节的忠直之士，是大感挫折，对皇帝“不纳忠谏、迫害贤良”的行举失望。而从此事开始，朝中敢于犯颜直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臣僚们的情绪与反应，刘文澎根本不顾及，怒气并未消解的他反而不依不饶了。他放权给政事堂，可不是让那些大臣吃饱了撑的来干涉他私事的。

　　放权之后，他没有干涉国库运转，这个莫名其妙的鲁宗道，竟然为了区区两件御甲来生事，来管內帑，这不是欺君，也是逾制，对此，怎能容忍，必须得予以反击教训。

　　于是，从那以后，刘文澎暂时停下了自己的逍遥快活，开始过问国库之事，隔三差五要找李沆来问问财计大事，甚至派人明里、暗里地查账，皇帝要挑刺，那岂能找不出毛病，还是财政司这等主管整个国家财计天然充满是非与错漏的衙司。

　　李沆这个计相被搞得灰头土脸是必然的，若不是怕牵涉大了，刘文澎都有把李沆也给换了的冲动。

　　但是，经刘文澎这番折腾之后，效果立显，至少诸多权贵们都认识到一件事情，皇帝要折腾他们很容易，而他们要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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