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的不同，那便是，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

　　过去，有皇帝引导，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

　　而这一次，情况变化了，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

　　别的且不提，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妙用”，挡住外敌，拱卫中央帝国，只是最粗浅，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论”，到雍熙王朝的当下，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

　　叛乱的百姓，杀了有伤天和，留着仇恨深重，对外转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对外流放；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输出

　　似乎，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决了“人”，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们对汉民、对各类人才的饥渴，也是肉眼可见。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进入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具备一种历代帝国王朝都不具备的特性，而这份发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对大汉帝国的未来，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带去一种不确定性。未来的世界，至少在一个“汉统”笼罩下的亚洲世界，历史的发展将更为精彩。

　　在雍熙九年，大汉帝国还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诏，要求诸道府州县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对大汉人口数量做一个了解。

　　自从税改完成之后，各地官府实则对人口数量如何，并不是那么地在意，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数字了，毕竟收税不再以人口作为依据。

　　因此，曾经即便不那么准确，但始终有个谱的人口统计，也逐渐怠慢了。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

　　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对本地的人口状况，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谱，村有村单。

　　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不言而喻。不会真以为，当官府克制了，底层的黔首贱民，就能卸下负担，专心生产，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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