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祺，简单地讲，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当年世祖南巡时，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学派、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湘学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

　　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学术派系里，湘学是极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

　　究其根本，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而当官，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

　　进入雍熙年来，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高中明经科第一名，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辩。

　　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农官”问题，从世祖时期起，不论朝野，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

　　显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此举有辱斯文，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让腹有锦绣、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实为焚琴曲煮鹤

　　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但是这份重视，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更别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许，不欺压农民，保证不误农时，按期照章收上赋税，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的学问了，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也越发不依靠“诗书经典”治国理政了，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当然，有抱残守缺者，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比如湘江学派，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经皇帝刘旸提议，尚书令吕端、财政使张齐贤主持，决议同意成立农部，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强化“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

　　当然，一个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以及权力的划分。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但可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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