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

　　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

　　一个潘佑，一个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

　　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

　　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

　　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

　　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

　　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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