讥讽嘲笑，而上进之士也很容易被他们带坏，或者因为不能相融而遭到排挤。

　　大家都不读书，就你积极，显得大家多不好看？

　　于是，学风日下。

　　当然，对于这些世家子弟们的顽劣，朝廷绝不会坐视不理，而解决之法倒也简单粗暴——一句话，丛林法则，优胜劣汰。

　　学馆制定了馆章，规定：“同文馆肄业生，每年甄别一次，其于西洋语言文字无所通晓者即行撤退，挑选更换”；“同文馆肄业生以三年为期，能将西洋语言文字翻译成书者，以府经县丞为升阶旗号，愿就武职者，以防御为升阶”；学生“每日卯刻入馆，酉时出馆……或因事请假，先向馆长报名，违者撤退”；“同文馆每月考察一次，一等二名，每月赏银二两，二等四名，每月赏银一两”。

　　所谓撤退，就是开除学籍。

　　不好好学习会被开除，学得好则又有官当又有钱赚。这样的制度之下，用不着怎么亲切关怀，促进疏导，只要将制度严格执行，学生们的面貌和成绩自然会提升上来。而这些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正是前几任的羊州将军和岭南总督、南广巡抚。这些人大多出身固山世家，本身也全部都是战功显赫，政绩突出，权高位重。个个杀伐果断，很快就把学生们给折服了。

　　因此，馆中学生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良。对此，前任岭南总督瑞麟曾说：“设馆以来，诸生奋勉学习，卓有成效者，不乏其人，两次考试，作为生监共十一名。”羊州同文馆教学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与社会挂钩，注重学用结合。学生在学习的同时，经常翻译一些外文电报、文件，高年级学生则开始译书，对译书好的学生加以奖励，而且优先录用，该馆学生杨枢、长秀即合译了介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概况的《各国史略》，对开阔国人视野、增广见闻有一定的启蒙价值。此外，还让学生从事一些涉外工作。在广州同文馆成立以前，广东省的一般涉外事宜主要由“通事”充当翻译，这些人或是买办，因与洋人打交道多了，懂得了一点外语，但非常肤浅；或是在南洋的一些教会学校学过外语，洋气十足，所以“往往颠倒错谬，或挟私自为增减其辞，以致彼此意见不合，枝节横生”，给岭南地方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带来了许多困难，瑞麟曾于共治十年（光历1871）上书奏请于该馆内选择通晓西语者来代替“通事”一职，以杜其弊。羊州同文馆学生还根据朝廷的规定，经常调京考试，合格者授以正式翻译官的头衔。如同治六年（光历1867）该馆学生蔡锡勇、那三等六名学生，在时任羊州将军庆春的带领下赴京应试，结果遂分别授以官职。蔡锡勇成绩最佳，授为监生，其余五人作为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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