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五十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两个家伙是否安。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送过去,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个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rk九九藏书/rk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过这个坎,让我的家挺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我们都应当想象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儿没关系,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块一分不少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这个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三十二元钱。我要靠这三十二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五百五十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四百五十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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