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风气。
比如说洪武二年,宋廉奉诏总裁《元史》,参与执笔者数十人,皆四方豪俊。洪武五年,宋廉与张丁、次子宋璲、熊鼎、刘崧、周子谅、吕仲善诸人会于成均,品茗联诗。
甚至可以说老朱就是宴集风气的推动者,他曾命工部建十座酒楼于江东门外,又增作五楼。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
只不过这样的宴会,基本上也就是唱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唱和均有,虽谈不上繁盛,亦未形成稳定、规范的社团。
这一时期的集会奠定了之后一段时期雅集唱和的基调,不仅公共领域的唱和以颂太平为主,私人领域的雅集亦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
现在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雅集更多了,只是不少文人的心思就活了。
比如说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比之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
现在的士人研习举业之余,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
当然偶尔也会有着一些歌舞、酒宴,似乎也多了一些风雅。但是更多的,还是有着一些让皇帝不太乐意看到的趋势。
比如说文人结社向来没有只谈风花雪月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论政治,在对天下的发展大肆的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想要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以此引起大人物的注意,有人是否定一些朝廷的政治行为而大肆发言。
这显然就不好了,反正朱允煐是不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明朝末年的东林党这些,清谈误国不说,在引起党争方面倒是一个赛一个的都是好手。
而北宋时期也不需要多说了,那个时候虽说没有东林党,但是也确实有着明显的党争。这些都可以说是不好的例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朱允煐当然需要提高警惕了。
黄子澄和和方孝孺被索拿入狱,天子缇骑将国子监牢牢控制,东厂的番子一一甄别。
一时间可谓人心惶惶,确实有不少人觉得荒唐,甚至心灰意冷,觉得这个大明朝是没救了,居然如此对待读书人。
可是也有不少人悔之莫及,只是在不该出现的集会上高谈阔论,居然葬送了自己的仕途。现在不要说仕途了,连个功名都给剥夺了,唯一的一点特权也没有了。
朱允煐显然不在乎一些文武百官的议论,或者求情,就算接下来一段时间议论纷纷,他也没有太多好在意的。虽然他也很清楚,自己现在制定的一些规矩在以后未必适用,现在他主理的桉子到了以后未必有什么威慑力。
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要将一些不好的风气现在就开始扼杀,免得它们愈演愈烈。
还有文臣跪在午门外,希望皇帝陛下念在那些学子十年寒窗之苦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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